作者:宋玲(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、* *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、教授)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倡导者、自觉遵守者和坚定维护者”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内涵，是延续中国文脉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，也是汲取传统智慧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。

治国之策是使礼成刑，尊礼重法。

中国古代最重要的“治国工具”是礼法(刑)。荀子提出“治、礼、刑之经”，这是就基本规范的种类而言的；贾谊认为“将发生之事前禁诸子，已发生之事后禁法家”，这是就规范所起的作用而言的。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礼法共存的意义。

礼与法的作用不同，地位也不同。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，如《唐律略论》“名例”序中——“德与礼为政教之本，刑为政教之用，秋仍须无意识。”礼和德更多的是人由内而外发挥的“善”，而刑是“除恶务尽”的必要“恶”。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体系，法律弥补了这一不足，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。以德、礼、义为根本，以法、政、刑为目的，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“治国工具”的准确定位。《唐律疏议》之所以载入史册，甚至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立法精神和具体制度上的“准确有礼”。

以人为本的“民为本”理念与“顾犇邦宁”

在人成为治国理念之前，天命神权思想占据主导地位。历史上“殷人尊神，率民奉神，鬼神随礼”，但鬼神的命运并不能保护商朝统治的延续。毕竟殷商被萧邦周推翻是因为统治者奢靡，压榨百姓，穷兵黩武。这使后来的西周统治者深刻认识到“天畏而诚，民感而显”，于是明确提出“尊天护民”，宣称“天自视，民听其言”。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中更是直言“民为国，国更好。”

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中随处可见。在立法上，始终坚持“保民”、“扶民”、“富民”。孟子曰:“保民为王，不可抗之。”管子说:“任何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”《宋史·魏昭德传》说:“人民是国家的命脉。要想长命百岁，就要民生富足。”法典中的共同条款，以促进农业生产和保护人民生活。比如唐朝的法律规定，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灾、水灾、霜冻、冰雹、虫灾、蝗灾等。，相关主管人员未及时报告或报告有误的，处以七十棍子的处罚；对各种不利于民生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，如不修建水利工程，破坏农具，毁坏树木和农作物，偷盗野田粮食和小麦等。在司法上，突出表现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。唐太宗说:“死者不可再生，要用法律事务从宽。”唐太宗错杀张云谷后，反省自身错误，建立了“三五重奏”的死刑复核制度，规定“京中死刑五日奏，天下州府重奏三次”，背后的理念是以民为本。

无讼与和谐的价值追求。

孔子云:“听到打官司，我还是人，当然不会打官司。”一子曰:“礼以和为贵。王之道第一，斯美也。”“无讼”是儒家的理想目标，“和为贵”是最理想的道德境界。认为诉讼的出现是无知和不服从的结果。如果每个人都有羞耻心和尊严，就不会有诉讼。作为一个统治者，如果能做到刚正不阿，有良好的风俗，以德教化百姓，就能做到天下无讼。

现实中，诉讼不可避免，甚至在某些时期和地区，“叫嚣诉讼”、“强化诉讼”之风不绝于耳。但“无讼”的价值追求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趋势。在这种理念下，执政者从更高的层面宣传教育、解决纠纷、理解和适用法律，实现“惩教”的目的。在古代，司法官员往往利用诉讼审判的机会进行“教育审判”，在审判中陈述开悟、讲真话，说服双方停止诉讼。比如东汉的吴友是胶东亲戚的时候，人家来打官司，他先是闭门思过，自责自己道德化不好，然后才开始接官司。在审判过程中，他“以道为喻”或者去李露和解。“摆事实讲道理之后，争取和解结案。效果是，“自然，争执过后，省了利益，官大有孕而不欺。“‘和为贵’既是价值追求，也是实现‘无讼’的途径，这就要求案件的处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纠纷解决的层面，还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
以道德为主刑，以道德为辅刑的慎刑思想。

西周统治者明确提出了“尊德慎刑，不敢辱寡”的思想，从而为传统的德(礼)与刑(刑)的关系定下了基调。西汉以阴阳学说为基础，论证了“以德为主刑”的原则。董仲舒说:“阳为德，阴为刑；犯罪的领主杀人，道德的领主活着。”道德治刑，道德慎刑的思想，要求执政者首先注重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，移风易俗，以德改造民众。为了保证教化的实施和道德的实现，惩罚是必不可少的。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德与刑的辩证统一，主辅序在德与刑的运用上也是如此。

慎刑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内在要求。古人一直认为人命为重，所以对死刑设置了严格的审判、复核和执行程序。同时，对涉嫌犯罪的处理是“杀了人总比丢了人好。”《尚书》中提到“免五刑之疑，免五刑之疑，故判之。”传统的审判方式和过程也突出了“谨慎”的特点。早在西周的审判中就总结出“以五声听狱讼，求民情”，即通过观察诉讼当事人的语言、面部、气息、听觉、眼神等来查明案件的真相。同时创造了“三刺”(询官、官民)、“三错”(无知、疏忽、健忘)、“三赦”(赦幼、弱、老、蠢)，表现了周人秉持理性精神，慎重对待司法。

【/h/】辅助法律定罪和以罪论处的平等理念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“礼崩乐坏”的局面让思想家们普遍意识到“法治”的重要性。《艺文集》云:“治国无规矩。”商曰:“不知法者，不为之。”“法治”最突出的要素是“立为公，断于法”。东汉许慎在解释什么是“法”的时候说:“刑也是刑。平如水，从水；哎，所以摸不直就走吧。”“平”和“直”意在强调法律的公正和平等的特点。

为了实现正义和平等，必须颁布、适当实施和平等适用好的法律。晋代《尚书》刘崧曾说:“以法定罪，文当以法定。如果没有文字，就要用名字来判断，文字的名字不如它好。”其建议后来成为金律的内容。在金律的影响下，北魏、北周等朝代建立了援法定罪制度。到了唐代，在《唐律大讨论》中规定“凡判案之罪，必以法、令、体、式为引，违者罚三十”，对限制司法任意性具有重要意义。在引用《法典》规定的前提下，也强调把他作为一种犯罪来惩罚，而不是一味地机械地引用他。比如大清律，在“判罪引法令”一条下，专门规定了一条规定，要求“感罪须详审”。“详细审查情况”罪要求罪刑相适应。据此，在古代先例判决中反复出现的“情与法平等”、“情与罪相容”等话语，提醒法律部门注意对其犯罪进行惩罚:定罪不应武断，量刑不应从轻或从重，而应始终贯彻“平等”的含义。

为保护寡妇、鳏夫、老人和残疾人的同情性惩罚原则。

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，秉持着尊老爱幼的人文特质。先秦时期的“三赦”、“三免”之法，就是恩刑原则的体现。《唐律大讨论》要求凡年满70岁、不满15岁、残疾者，犯流放罪，应予赎取；80岁以上，10岁以下，有病在身，谋反，谋反，杀人的，要判死刑，要召见皇帝处置。犯盗窃罪、杀人罪的也用赎法，不考虑其他罪；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即使有死罪也不会被判刑。老幼病残鉴定条件比较宽泛，体现了人道主义。《大明法》规定了照顾老幼病残的原则，大清律中也有著名的例子。还有一系列对女性犯罪的同情措施。

另外，即使行为人不是孤寡孤独，但处罚的后果如果涉及到相关人的利益，也要区别对待。比如，如果罪犯不是“十恶”重罪，且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性，且其祖父母、父母年老多病，即使罪犯被判死刑，是否实际执行也必须报请皇帝批准；犯死罪的人通常可以作为“养父母”被释放。传统的恩刑观念在这里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。

总之，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上，这些理念、思想、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相应的作用，为国家繁荣、社会稳定、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。今天，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从中汲取营养，择其善而用之。